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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金财:悬崖勒马?反渗透法争辩与立法困境

战略观察2019-12-29 09:188A+A-
柳金财  中评社台北12月27日电(作者 柳金财)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要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在2019年底12月31日强行通过“反渗透法”,引发台湾内部政党间高度争论,不仅政党间欠缺沟通协商,公民社会也存在诸多疑虑。反对论者如前“总统”马英九批评草率通过“反渗透法”,恐沦为特务治国;然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却批判,若解释成“搞特务”,代表对这部法律极度不了解、心理在作祟,暗指马则是站在“中国立场”。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直批民进党版的“反渗透法”是“比威权更威权、比戒严法还要戒严的限制人民自由恶法”,应在最后关头能紧急煞车阻挡立法。蔡英文则认为许多民主国家已制定“反渗透法”,“把反渗透法当作戒严,北京会欣慰,但国际社会将觉得不可思议。”  值得关注是,当国民党领导批判民进党当局制定“反渗透法”,是搞特务、回归戒严、绿色恐怖,民进党领导精英皆回应这是站在“中国观点”、“北京会欣慰”,如此批判并不利于政党政治良性互动,而是标签化国民党两岸政策采取“亲中”路线。至于折衷论观点以为,如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呼吁蔡英文应悬崖勒马,重大法案应听从新民意做决定;并提出蔡英文应节制权力,不要成为超级魔兽“总统”。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认为,条文的定义需要再讲清楚。显见,“反渗透法”在民进党与台湾各主要政党看法南辕北辙,反对党普遍认为即使需要立法也应待新民意产生,不应仓促立法、迭床架屋及破坏法的秩序。  首先,制定“反渗透法”并未符合立法程序。国民党及外界质疑“反渗透法”整部法案,只有民进党团版本,并无“行政院”版,内容严重侵害民主人权,俨然“刑法”100条复辟。国民党批评相对于其他政党提出版本,皆明确其行政主管机关,而涉及人民人身安全、言论自由及集会结社权利、台湾安全维护重大法案,“政院”版本却付之阙如。民进党当局极速操作制定“反渗透法”,试图整合独派政党及拉抬民进党选情。民进党宣称在完成“国安五法”后要完成“最后一块拼图”,七月至十二月从提出“中共代理人法”到制定“反渗透法”,实为运用“主权牌”、“反中牌”动员及凝聚泛绿选民及凝聚政党,以达选票极大化目标。  此次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迅速抛出原已搁置“中共代理人法”,改为制定“反渗透”。蔡英文曾表示大陆对台渗透已非常多,必须寻找适当的法令基础进行反渗透。民进党“立院”党团在仓促之间排定11月28日举办公听会、29日“立法院”院会中提案径付二读。且法案径付二读,并无在“内政委员会”逐条讨论审议,同时亦无办理多场次公听会征询专家学者、公民社会团体的意见,如此仓促立法未能完全符合程序正义。  其次,“反渗透法”立法条文欠缺明晰性、解读存在严重分歧。国民党质疑法案内容定义模糊,例如“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但何谓“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法案皆无清晰定义。这可能导致原本单纯的两岸民间交流活动,例如登陆参观、访问交流、参加活动等,皆被认为是“受渗透”而遭处罚。例如第2条内容所指“渗透来源”其内容,其涉及对象仍过于广泛、形同“霸王条款”,对在大陆发展的台商、台生、台青、台师产生“寒蝉效应”,笼罩绿色恐怖政治氛围。且“反渗透法”所规定的刑责藉采加重处分,也未明文规范救济管道及机制,完全委由检察官查察,导致人民可能陷入冗长诉讼致侵害人权之保障。  民进党则反驳“反渗透法”规范是破坏民主机制的行为,表示仅有故意行为始会处理,完全没有指称到对象,质疑国民党却说会影响台商、台生、台干。各主管机关只能移送或函送,最后规范的还是行为,并无国民党所指控所谓存在“思想犯”问题。民进党当局以为“反渗透法草案”是在最小必要范围内,针对违法从事捐赠政治献金、助选、游说、破坏集会游行及社会秩序、传播假讯息干扰选举等行为,补充现行法律规范的不足,不是针对特定对象或身分,不触及一般正常的两岸交流,台商、台干、台师、台生正常的经商、工作、生活、就学都不会受到影响。显然,两党对“反渗透法”是否存在行政裁量扩大解释及产生“寒蝉效应”,具有不同证论。  最后,法案急就章流于“拼凑”欠缺法的完整性。  执政党以守护宪政民主、维护“国家安全”及维持社会秩序为由立法,而法案涉及任何人不得受渗透来源之指示、委托或资助,包括“捐赠政治献金,或捐赠经费供从事公民投票案之相关活动。”“为“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四十三条、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四十五条各款行为。”“进行游说法第二条所定之游说行为。”“以强暴、胁迫或其他非法方法扰乱社会秩序,或妨害合法举行之集会、游行。”及“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五章、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五章或公民投票法第五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显然,这些违反“反渗透法”行为已规范在各种法规中,既然民进党以为“反渗透法”,仅是就违反政治献金、选罢法、集游法及游说法来规范,并没有架构性问题,又何须如此迭床架屋多此一举呢?民主社会固然应确保安全之体制与立法,理应进行充分政党沟通与社会对话,方能形成民主防卫机制。民进党面对如此重大法案,在立法上宜寻求社会最大公约数。  是故,举凡立法上应明订行政主管机关、条文更加清晰明确,避免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增订救济条款设置救济机制,避免法的制定沦为“拼凑法”;同时除须进行广泛多层次政党协商及对话外,应交由新民意讨论决定,在立法程序上也应回归“内政委员会”逐条审查,办理多场征询利害关系者建议公听会,甚至涉及人民重大权益维护必要时应先以公投法决议后再完成立法。若能在完整立法程序运作下,进行政党与社会间充分沟通及协商,必能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建构完善安全法制,以衡平“台湾安全”与人权保障之冲突。  (作者柳金财/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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