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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晚年9个字评价华国锋,听了估计很不高兴

战略观察2019-08-15 18:318A+A-

此前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时,引发热议;前两集中,尤其引人关注者,乃是“华国锋的人物形象是首次在电视剧中出现”。具体而言,前两集中,涉及华国锋的重大历史问题有二:1、在“粉碎‘四人帮’”事件中,华起到了何种作用;2、在“邓小平复出”过程中,华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邓小平晚年9个字评价华国锋,听了估计很不高兴

在粉碎“四人帮”时起什么样的作用?关于粉碎“四人帮”。1981年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表述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及至2011年2月19日,华国锋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刊登署名“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纪念长文。

该文,将“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这一评价,升格为“领导粉碎‘四人帮’”。文章称:“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从1981年的“重要”、“有功”,到2011年的“领导”、“提出”、“决定性作用”,此种变迁,历时30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能将后者基本呈现出来,可谓进步。是否阻挠、拖延邓小平复出?

关于“邓小平复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党史学界一直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坚持继续“批邓”、搞“两个凡是”,阻挠和拖延邓小平复出。但近年来披露的诸多资料显示,上述论断经不起推敲。

如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至于常委们是怎样为此事进行工作的,我就不清楚了。”据叶选基说:“邓还在301疗养之际,叶在玉泉山九号楼向华、汪不止一次提出,要邓重新工作,华、汪均未反对。当时李鑫也在场。

华、汪确也提出过需做‘党内的转弯工作,水到渠成’。”至于“两个凡是”,叶选基的看法是:“《人民日报》‘两个凡是’社论出台之时,中央政治局已同意邓小平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了,不存在发表该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的问题。”

简言之,诚如学者韩钢所言:“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华用了八个字:‘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经过一个过程再让邓出来工作,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而是高层的共识。”

至于继续维持“批邓”的口号,“也是华和高层的策略考虑”,事实上,“官方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亦由华国锋之口,表达了相似的意见:“叶帅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呀,如果现在就让他出来工作,那不是授人以柄了吗?我想啊,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慢慢来。”

所谓“从长计议”、“慢慢来”,内中牵涉甚广,此处略做管窥——“对于批邓,毛主席在世时,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老同志均被迫要人人表态,违心拥护。个别的老同志本可表面应付了之,但批起来却调门不低,有的甚至上书毛主席揭发邓,外交部那位领导表现就更恶劣了,没经住考验”——

不难想见,邓的“复出”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权力关系需要疏解。而这仍仅是困难之小端。他只是一个过渡至于对华国锋的总体评价,邓小平晚年有一段简略概括,可供参考,见仁见智:“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

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

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

“两个凡是”从哲学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讲是保守的、停滞的。但是,对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而言,“两个凡是”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就保住了既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

“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基础。群众这种朴素的感情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阻力。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信。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潮流的。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他这里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一提法,扫荡了“文化大革命”中“打语录仗”的恶劣做法,使人们能够接受。但也使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

公开场合注意策略,私下直接挑战

在公开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1977年5月24日,他对王震和邓力群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一个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

华国锋迫于形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1976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达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

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出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从“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挑战“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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