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中国军事新闻纪实_军事报道_神农军事网

华国锋为何成不了新一代领袖?这件事做的太绝

战略观察2019-08-15 07:418A+A-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诚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华国锋还不能成为权力的中心。报纸上在提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的时候,也不提华国锋,只说“党中央”。到了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上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华国锋为何成不了新一代领袖?这件事做的太绝了

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就又进了一步,说是“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党中央”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一样,位居党中央之前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

《解放军报》的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还说:“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根据作家叶永烈日后的一番考证,这大约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了。

“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歌颂华国锋了,就连“四人帮”在上海组信任的几个人,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电报,连声说:“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可一点也不领他们的情,他在心里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他收到上海这几个人的致敬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然而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天即有明显征兆。1976年10月8日,他在北京对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大军区的司令员通报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些人来自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南,主掌着各地党政军的大权。在经过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角逐之后,华把他们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其主旨便是将“四人帮”的恶贯满盈同旧的时代截然分开。

“搞四人帮,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华国锋说。他要求眼前这些高级领导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指示他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华的说法虽然还有些模糊,但已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倾向:“四人帮”是一帮坏蛋,必须绳之以法,但过去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不懈。

几天以后,华国锋又用一种更加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他对甘肃、宁夏、新疆这些地方的高级官员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后人在评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说当日可以与华国锋并驾齐驱的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党的副主席叶剑英。从表面的情形来看,的确如此。这两个人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总是左右相携亲密无间的样子,华国锋亦从不掩饰自己对叶的敬重和依赖。

不过,当叶剑英1976年10月8日委婉地表示不能同意华国锋的“继续批邓”,还说要“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时候,华便置之不理,而叶剑英也就不能坚持己见,只好闭上嘴巴等待另外的时机。

四天以后,叶剑英作了第二次尝试。他要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在邓小平的第二次下台时也受到株连,赋闲在家已有数月。就此时的情形看,不要说取代华国锋,甚至连见华国锋一面都还没有可能。他只能拜托叶剑英的儿子捎话给华国锋,他要对华说的是:“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看来,这时候胡耀邦是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的。他的用意只是提醒华顺应民心。

说到“民心”,胡耀邦的解释就完全不是华国锋所说的那些话,与那些诗人的颂歌也不大一样。他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选宁把这三句话带给了父亲,毫无疑问这也是叶剑英本人的愿望,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说服了华国锋。

很显然,对于邓小平同“四人帮”的针锋相对,华国锋是不肯偏袒哪一方的。张春桥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他不能同意,但这并不表明他就肯为邓小平翻案。事实上,正是由于叶剑英与胡耀邦以所谓“民心”为由试图为邓小平翻案,才使得华国锋在两周之后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连带批邓”。

他还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则跟着华主席的后面再接再厉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人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

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

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

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

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2018-2019 最新中国军事新闻纪实_军事报道_神农军事网 Site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