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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辩证法

军事术语2019-11-19 02:258A+A-
军事辩证法

关于军事领域矛盾运动及其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它是军事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并通过军事实践主体的辩证思维作用于军事实践。它对军人特别是军事指挥员形成必须具备的科学思维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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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形成与发展2基本内容3特点4历史地位5评价

1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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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战争以后,哲学上的积极成果都曾有力地推动过军事理论的进步。而各个时代的军事家,为了解释战争现象,认识战争规律,寻求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求助于当时哲学上的成就,作为认识的工具。因此,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军事理论,不仅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哲学性质,而且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往往是其所处时代哲学的精采部分。中国古代的《孙子》、《老子》等著作,都具有军事科学和哲学上的双重成就。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哲学以及后来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等,都对西方近代军事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产生之前,已经出现了军事哲学或战争哲学的概念,用来概括关于军事领域中带有哲理性认识的研究及其理论。军事辩证法这个概念是毛泽东在1936年首先提出来的。此后,苏联的军事理论界有人也曾把军事领域中哲学问题研究,称之为军事上的辩证法问题研究。军事辩证法这一概念虽然提出得较晚,但人们远在知道这个概念之前,就已经开始对战争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辩证的思考和探索。

中国是人类最早闪烁军事哲学智慧之光的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孙武、吴起、孙膑等一批思想家和军事理论家便从哲理的高度阐述军事活动的规律,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揭示了军事领域中攻守、虚实、进退、强弱、众寡、奇正、胜败等范畴之间的依存、对立和转化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一系列体现了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战争指导原则。古希腊是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故乡。虽然其军事著作在当时还未能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只是停留在对战争的直观描述上,但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则开始以哲人的眼光对战争加以理性的考察。中世纪,神学占据欧洲整个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军事科学作为整个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处于最低潮。中国则有所不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军事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军事著作,如秦汉时期的《黄石公三略》,唐宋时期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何博士备论》、《百战奇法》,明清时期的《投笔肤谈》、《纪效新书》等。这些兵书结合新的战争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关于虚实、奇正、攻守、进退等矛盾范畴的辩证认识,论述了政治与军事、经济与军事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强调“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要求不拘泥于已有兵法教条,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发展变化。这些精采论述丰富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文艺复兴拉开了欧洲近代史的帷幕。被恩格斯称为“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N.马基雅维利,首先对神学战争观进行了批驳,认为战争并不是上帝对亵渎神灵者的鞭挞,而是一种世俗的斗争,存在着若干法则,依靠理性可以发现这些法则。17、18世纪,欧洲自然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力学得到广泛应用,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在这一时期有着较广泛的影响。当时,不少军事理论家也用机械力学观点去解释战争,把军事科学看成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原理之上的。19世纪,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军事辩证法思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C.von克劳塞维茨和A.H.若米尼。克劳塞维茨揭示了战争与政治、战争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军事领域的某些辩证关系,但是他把政治看作是超阶级的东西。若米尼提出了战争确有原理和规律可循的思想,这是对马基雅维利思想的发展。然而,若米尼把战争原理和战争规律看作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是永恒不变的。他们的这些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进步性,也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

尽管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和近代资产阶级军事辩证法思想,都是它们那个时代军事科学的精华,但它们所反映的还不是完整的科学的军事辩证法,带有直观性、朴素性或唯心论的印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崭新的世界观,并第一次自觉地、系统地运用新的世界观研究军事问题,深刻地阐明了暴力的经济根源,战争和军队的产生、发展的规律;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和军事学术不断改进的真正原因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为创立科学形态的军事辩证法奠定了基础。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早期军事理论家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实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在列宁的军事著作中,不仅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的起源与本质的理论,还着重论述了现代战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战争具有促进或阻碍社会进步的双重作用等问题。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他在陕北红军大学以“军事辩证法”为题作了讲演,这是把军事辩证法作为专门问题加以研究的最早尝试。讲演的主要内容写进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该著作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体系得以确立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对军事辩证法的内容,从战争本质到战争形式,从战争运动过程到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从战争的物质基础到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从军事实践到军事认识的辩证过程,从战争力量强弱转化的条件、过程到规律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并提出了一些军事辩证法的新范畴,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正如朱德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特别重要的是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星火燎原》第1集第4页,人民出版社,1958)

2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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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军事辩证法作为一门学科,内容包括唯物辩证的战争观、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军事力量建设的辩证规律、军事认识的辩证规律、作战指导的辩证法和军事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

唯物辩证的战争观,军事领域的矛盾运动是以战争为核心内容的。战争在人类社会的辩证发展规律,即战争的起源、战争的发展、战争的消亡以及战争的本质等问题,是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揭示出来的。战争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彻底消灭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战争也将随之消亡。马克思主义者研究战争的目的,就是为彻底消灭战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有着内在的联系。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当政治矛盾发展到一定尖锐程度而无法继续前进时,就会爆发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前进障碍。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战争归根结底根源于经济利益的对立和冲突(包括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生存条件的争夺)。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和冲突是战争的根本动因。反映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对战争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战争难以避免,战争与和平之间相互排斥、相互联结、相互转化的矛盾运动一直存在。由于战争性质的不同,战争能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也能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革命战争通过摧毁没落阶级的政治统治和腐朽的社会制度,为社会的进步开辟道路。 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性质,由于从事战争的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的政治目的不同,战争的性质也就不同。凡是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对社会的进步起推动作用的,是正义战争,否则,是非正义战争。战争性质决定人心的向背,正义战争必然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非正义战争必然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战争的性质决定对待战争的态度,并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战争对经济条件以及科学技术存在依赖关系。恩格斯指出,战争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以整个社会的生产为基础。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经济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一旦技术上的进步用于军事目的,必然会引起军队的组织方式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化。现代条件下,科学技术对战争的推动作用和胜负影响,表现得尤为深刻。

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战争运动是一个具有客观规律的过程。军事唯心论者不承认战争的客观规律性或认识战争规律的可能性。军事上的机械论者,虽然承认战争规律的存在,但又认为它是固定不变的。毛泽东指出:“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182页)战争规律不仅是客观的,而且也是可以认识的。战争规律是通过战争运动过程展现的。任何事物的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必然会转变为其他运动形式,只有如此,规律才获得自己完整的表达。战争规律也是这样。当一项新的军事技术产生,使军队装备发生变化,接着便会引起战术的变革,然后又引起部队编组形式、指挥原则等一系列变化时,这一战争规律才算是得到完整的表达。单单了解某一环节的变化,还不能算是完整的规律性的认识。战争运动形态的转化过程,是辩证否定的过程。战争领域中,充满着继承和变革的统一。战争中的辩证否定,包含着改进、完善和变革。战争总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及战争内容、形式和手段的变化而发展,从一种战争形态发展到另一种更高级的战争形态。譬如,坦克出现以后,先是适应原有的军事组织形式,作为步兵的配属单位分散使用。后来坦克兵发展为独立兵种,迫使军事组织服从新的技术兵器。接着又出现了步兵与坦克行动无法达到齐一性的矛盾,从而促使装甲步兵的诞生。它既是对传统步兵的否定,又是对步兵的保留和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军队装备不断改进和加强,使技术兵器逐步向下编配,合同战术向下延伸。队属武器的数量和种类增多,部队、分队独立遂行任务能力增强,攻防纵深扩大,特别是战场范围广阔,作战要素显著增加,因而相应地要求提高指挥控制能力和增强侦察、通信、电子对抗以及各种保障能力。上述种种情况,反映到军事学术上,出现了大纵深作战和空地一体作战理论以及CI系统等。从武器装备到军队编组再到指挥方式和作战指导原则的变革,走完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旧质被新质所代替,渐进发展到飞跃,从而使战争运动的辩证规律得到完整的表达。战争运动的辩证否定要求军事上的变革必须保持与传统经验的适当联系。战争手段、作战组织和作战形式的发展,以及新的军事理论与原则的提出,要始终围绕着提高作战能力、达成战争目的这个轴心。任何违背这个规律的做法,以及华而不实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战争规律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战争的一般规律,是指战争所具有的普遍的共同的规律;战争的特殊规律是指某一特定的战争矛盾运动所具有的规律。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战争的特殊规律是互相联系的,战争的一般规律寓于战争的特殊规律之中,战争的特殊规律又体现和包含着战争的一般规律。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战争的特殊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于战争的一般规律对于认识某一具体的战争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研究和认识战争必须掌握它。但是,战争指导者所面对的都是具体的、特殊的战争。每场战争,与其他战争相比,不仅存在着时间、地域、性质的差别,而且在战争过程中,情况也在不断地变化着。战争规律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敌对双方的战争指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研究战争规律,不仅要研究战争的一般规律,更重要的是要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结合战争的具体情况,掌握战争的特殊规律,用以指导战争实践。认识战争规律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这个具有理论与实践内容的军事辩证法新概念。战争指导规律是建立在对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是已被认识并自觉应用的战争规律,是能动的反映论在战争中的具体体现。不承认战争指导规律,也就否定了能动的反映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决定战争的指导规律,后者具体表现为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发挥作用。随着战争和战争规律的发展,战争指导规律也是发展的,战争指导既不能落后于变化了的战争客观实际,也不能超越战争的客观实际。

军事力量建设的辩证规律,军事力量建设中存在着各种关系,关系即矛盾,也即对立面的辩证统一。这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体现了军事力量建设中各事物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构成了军事力量建设的辩证规律。科学地分析这些辩证关系,并揭示这些辩证规律,用以指导军事力量建设的实践,这是军事辩证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军事实力、军事潜力和威慑能力三者的关系,是军事力量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军事实力主要是指已经编组、装备的现实军事力量,如兵力、兵器,军队的机动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后勤保障能力、部队训练水平和战备程度等。军事潜力是指进行战争的潜在能力,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 如生产能力和储备状况、社会制度 、人民的凝聚力 、后备兵员、动员体制、战略资源等。提高威慑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军事实力与军事潜力的辩证关系。威慑能力是指依靠军事实力和军事潜力迫使对方认识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不敢贸然诉诸武力的能力,是军事实力与军事潜力的统一。从军事潜力到军事实力,中间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现代条件下,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具有突发性、速决性的特点,往往不待军事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战争就结束了。因此,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在和平时期,在加强军事实力发展的同时,注重发展军事潜力,并注重建立和健全军事潜力向军事实力转化的机制,对于提高威慑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军队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是军事力量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数量并没有丧失它的军事意义。没有数量,也就无所谓质量。建立作战中对敌兵力兵器的数量和质量优势,仍然是基本的作战原则。但是,军队的数量与质量关系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军队质量对作战胜负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某些战场条件下,仅靠数量优势已经难以弥补质量的劣势。提高质量已经成为军事力量建设的主要发展趋势。在军事力量的构成中,人和武器装备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两大基本要素。任何军队都是由人和武器装备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结合而成的。在军事力量建设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武器装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武器装备是衡量军队战斗力的客军事力量建设的客观要求。但武器装备与人相比,“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其实,武器装备也是人的知识的物化表现,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延伸。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必须注重提高人的素质,改善和发展武器装备,解决好人与武器装备的结合。在人的因素方面,还必须解决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的关系。政治素质决定着人对战争的态度,它体现为军人的武德,如坚定的政治立场,顽强的战斗意志,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精神 ,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等。军事素质主要体现为军人的理论素养,谋略智慧,指挥能力和军事技能等。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才能符合现代战争对军人提出的素质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力量中的科学技术含量会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渗透到构成战斗力的人、武器装备、体制编制诸要素之中,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在武器装备方面 ,必须解决需求与可能的矛盾。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装备的更新速度空前加快。在武器装备研制上,解决需求与可能的矛盾显得更为重要。由使用者论证,往往偏重于作战要求,而忽略科技水平可能达到的程度;由生产者论证,则又往往偏重于现成的技术水平,缺乏作战需求的动力,因此两者必须紧密结合。但关键是研制部门必须了解作战要求。总之,军事现代化要求有科学方法论作指导,采用最合理的编组形式和管理方法以及最佳效费比的装备建设方案等。军队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有着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关系。军队内部的矛盾关系是指军队内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军队外部的矛盾关系是指军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性质的军队,其内部和外部关系有着不同的情况。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制约和影响着军队建设。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它有着良好的内部和外部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并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也是军事辩证法研究的新课题。

军事认识的辩证规律,军事辩证法要研究军事认识与军事实践的关系和军事认识的辩证过程。在军事活动中,正确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是军事辩证法的基本问题,也是战争指导的关键。战争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同时又是一个客观过程。军事认识是战争实际及其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军事认识辩证过程的起点,只能是军事实践,而不是任何主观先验的“原则”。正确处理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的关系,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是军事指导的关键。毛泽东分析军事指挥员在主观指导上之所以会犯错误的原因时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军事中的主观指导要做到符合客观实际,反映军事事物发展的客观辩证法,就必须遵循科学的认识路线。例如,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即毛泽东指出的:“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军事认识的对象必须包括构成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全部因素。军事认识的客体包括天、地、人,敌、友、我。认识战争规律,一定要了解敌军、友军、我军各方面的情况;一定要了解一切与当时战争有关的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情况。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认识战争的规律,也就无法指导战争。战争是一种复杂的、充满盖然性的,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敌对双方相互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作战行动中,表现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尖锐斗争,这种斗争又集中表现为对战争主动权的反复争夺,并由此决定着作战态势和战争结局。在敌对双方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地发生着力量对比的量变与质变,发生着战争阶段和主要作战形式的辩证否定的转变,从而实现着整个战争形势的质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敌对双方的各方面情况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军事认识中的主客观矛盾也由此而不断产生。要正确解决主客观矛盾,就要使认识跟上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不断根据敌对双方新的情况得出新的认识。军事认识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能动地反映军事规律的实践活动过程。如军事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通过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思维方法,将侦察得来的关于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力量对比及相互关系,经过推理,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决策、计划和部署。这是军事指挥员在作出每一个战争、战役和战斗计划之前的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认识战争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建立军事计划是认识的第一个过程,实施军事计划是认识的第二个过程。军事行动的企图是预期的,但军事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常常是非预期的。敌对双方的作战企图至少有一方落空,甚至双方的企图都不能实现。从20世纪的一些重要战略计划看,没有几个是完全按原计划预想实现的。战役和战斗计划更是如此,部分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全部改变也间或有之。因此,认识情况的第二个过程比之第一个过程同样重要,甚至更具有决定意义。作战发起后,必须不断依据新的情况,适时调整作战计划,确定新的部署,这是作战中主客观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战争的指导规律。军事辩证法不仅要研究军事认识的对象、军事认识的来源、军事认识的辩证过程、解决军事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还要研究军事认识的科学方法,这就是要采取客观的方法、全面的方法、发展的方法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反对军事认识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军事认识的科学方法还包括矛盾分析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归纳与演绎方法等。在当代,新的技术革命与新的世界格局,给军事斗争带来新的变革,出现了若干新的战争形态,诸如核威慑下的常规战,军备战,低强度、高技术突袭行动,以及海、空封锁,乃至高技术、大规模立体战争,等等。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手段与战争目的发生了矛盾,即在对方保有第二次打击力量的情况下,首先使用的一方,即使能够消灭大部敌人,也难以完全保存自己。于是核军备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实际上是“不使用的使用”,用能够使用达到威慑,用威慑达到不使用。这种客观现实进一步充实了军事辩证法已有的范畴和概念。现代作战环境和作战手段,强制人们按照现代系统科学方法去认识和解决军事问题。因此,应当把反映客观规律的现代思维科学和方法论的成果,诸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加以吸收和改造,纳入军事辩证法的科学领域。 作战指导的辩证法 作战指导是辩证思维的最活跃、最精彩的场所。正确解决作战指导中的诸多辩证关系,对克敌制胜具有重大意义。在客观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需要正确而充分地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以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战争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但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出胜负,还需加上主观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战争指导者不能超越客观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之外去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的主观指导不能离开客观物质条件,但必须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具有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压倒的精神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有驾驭整个战争的能力,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在作战指导中经常碰到、并需要正确处理的基本关系之一。全局决定局部,统率局部;全局失败,局部必然不能保存。因此,作战指导者最要紧的是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注重对战争全局的把握。但是,全局并不是脱离局部而独立存在的,而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大多数局部特别是关键性的局部失败了,全局也难保。在战争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些局部的失败并不影响全局,但一二个局部的失败,便使整个全局受挫乃至失败,这样的局部,就是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因此,作战指导者对于那些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局部应特别注意,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即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部署战斗。战略与战役法和战术的关系,是战争中的全局与局部关系的具体体现。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战役法和战术则是它的局部。但对战术来说,战役也是一个全局。战略决定战役法和战术,战役法和战术服从和服务于战略,并保证战略的实现。战略与战役法和战术的关系是辩证的,有时是相反相成的,如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战略方向上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战斗上的不规则无定向等等。在战争指导中自觉地运用战略与战役法和战术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保证作战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在作战指导中,还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强与弱、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不确实性与确实性、流动性与固定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计划性与灵活性、集中与分散、退却与反攻、主要作战方向与非主要作战方向等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军事辩证法的最生动、最具体的体现。这都要求作战指导者必须具有较高的辩证思维能力,善于把握和处理作战指导中的各种辩证关系。作战决心的确定,尤其是那些带有决定意义的作战决心的确定,集中体现了指挥员的辩证思维能力。具有透视与把握战争发展的能力,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中抓住战机,及时定下作战决心,显示了优秀指挥员的才华、机智、魄力及将帅风度。确定作战决心是对多种行动方案的优化选择,一种方案的确定既是对其他与此相悖的方案的否定,又是一次选择的终结和新选择的开始。选择包含着创造。只有创造性思维才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许多作战的胜利,是运用“反逻辑”、“变例方法”等,定下决心达到出奇制胜的。在现代战争中,完全沿袭旧的指挥方法和使用传统的装备,是不能解决指挥中信息量显著增加、而要求决策的时间大为缩短这个矛盾的。必须运用现代化的指挥手段,大力发展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同时也要看到,指挥自动化系统只能为定下作战决心提供咨询和某些依据,是实现信息快速传输、实施指挥的手段,但它并不是决心的本身。任何机器都无法取代指挥员的辩证思维、创造思维、军事计谋和勇敢坚毅的品格。战争是充满盖然性的领域,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交织作用于战场,对战争情况的认识和对战争的指导带有一定的风险性。风险性在军事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如指挥者的决心往往是在敌情不完全明了和有许多不确实因素条件下作出的。战争情况瞬息万变,要求快速决策;而面对不确定因素,又必须慎重决策。及早定下决心,带有准备不周的风险性,但长时间准备也有可能丧失战机与突然性。所以,及时定下比较符合实际的决心,比拖延定下所谓“更好”的决心往往更有效。在坚持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的军事原则中,并不排除指挥决心中的风险成分。完全明了敌情的指挥决心是很少有的,即使一时明了,在我变敌变的动势中,也无法总是对敌情一清二楚。主要情况大致搞清楚了,就应该制兵机之先。又如,集中兵力、形成攻击重点,本身就有危险的一面,即在其他方向的兵力可能处于劣势,而主要方向的成功,又有赖于次要方向的必要配合。不看到潜藏的危险,则孕育着失着;不敢冒一点风险,则会坐视成功机会的丧失。结构工程科学认为,过大的安全系数是浪费。用在战争上,过于密集的兵力部署,会增大伤亡,至少会加重后勤的负担。而兵力过少,又不敷应用。掌握适度,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就是军事辩证法的体现。军事方法论方法的科学与否,对军事认识和军事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军事方法论是关于军事认识和军事实践的方式、程序、工具和手段的理论体系。军事方法论与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要把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转化为认识和改造军事事物的方法,还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中介。因此,军事方法的研究日益发展。矛盾分析方法、系统方法、军事科学的继承与发展等等,都是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军事实践和人们思维能力的发展,军事方法论正在吸收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新的科学成果,使军事认识和实践的方法进一步科学化。

3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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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辩证法有自身的基本特点:

①对于哲学来说,军事辩证法是军事实践经验上升的哲学观念,但又不是一般的哲学。它研究的是军事领域的矛盾运动及其一般规律,是哲学在军事领域中的特殊的理论表现形态。对于军事科学来说,军事辩证法又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是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军事辩证法不能脱离军事科学的各门具体学科,它必须通过军事科学体系中的各门具体学科所获得的成果,去进行哲学概括和升华,科学地抽象出更高层次的规律。

②军事辩证法的基础是军事实践。军事斗争的严酷性,使得军事辩证法之花不能脱离军事实践之根,因而较少有经院哲学的迂腐味。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兵家思想更多地保持着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和“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17世纪德国哲学家G.W.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一书中说:“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他所说的实践哲学,包含着中国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所做的巨大贡献。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更是紧紧结合着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是在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4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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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辩证法的地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为认识、指导军事实践提供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军事辩证法提供给军事实践主体的是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军事科学知识。因此,不应当也不可能要求用军事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做逻辑演绎的大前提,推导出具体的军事科学知识来。但它可以作为军事认识论和方法论,正确引导军事实践主体进行科学的军事实践和探索,寻求具体的军事科学知识。

②为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新的内容。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各门科学的发展,它需要从不断发展着的各个实践领域中吸取营养。在人类全部实践领域中,军事斗争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最高形式,人类的智能与体能活动往往在这种斗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军事实践不仅是孕育哲学的最早源头之一,而且也为哲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提供新的内容。

5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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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军事斗争形式与手段已经或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呼唤军事辩证法以解决高技术战争时代的军事课题为己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或概括新的范畴,揭示新的规律,使军事辩证法继续真正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给新的军事实践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因此,军事辩证法必将向着与军事实践特别是军事指挥实践贴近,更加重视从军事实践中概括军事辩证法新的范畴、揭示新的规律的方向发展。中华民族的振兴,在军事理论上必将有新的表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辩证法,必将在毛泽东奠定的理论基础上,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经验,总结中国古代、近代优秀的军事理论遗产,吸收外域的,特别是当代的一切有价值的军事思想成果,使军事辩证法体系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以正确认识和解决现代条件下建军和作战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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