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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海洋之路》提尔皮茨战略的缺陷

军事历史2020-02-07 01:378A+A-

  英国海军思想家约翰`科隆布曾说:“国防问题的重点并非步枪的品质,而是国力的分配和组织能否配合国家目标。”英美等国为保持海权,早已通过国会立法的形式保证国内资源支持海军建设和保持国家的海上力量。提尔皮cí效仿英美这一做法,也采取向国会提出海军扩充法案的方式,使得发展大海军成为德国国策。这看起来十分必要,但是,英德有着天然的巨大差别,那就是德国位于欧洲腹地,四面环敌,而英国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所以英国只需要倾注全力维持强大的海军,本土自然安全,而德国必须要同时保持陆权和海权,那就必须要保持陆军优势和相当规模的海军,在资源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这不但难以做到,而且会形成两面都做、两面都不能取得绝对优势的局面。如前所述,英国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一面以海军军备竞赛吸引德国把宝贵的资源投向海军,一面假借法俄之手从陆地向德国施压,所以未开战就已经两面临敌。

  提尔皮cí作为海军发展的规划者是成功的,但作为大战略家就是失败者了,甚至可以说,他也从未真正指挥过海军——尽管深得威廉二世赏识和支持,但他本人从未被赋予实施德国海洋战略的职责,也从未真正领导过德国海军,而且也没有参与重大的战略决策和作战计划的制定,甚至都没有直接指挥过海上战役。

  在俾斯麦时期,德国的政府的政治架构几乎可以说是“一臣制”,即只有宰相这一个大臣,没有内阁,只有在宰相领导下的一群国务秘书。在历史书中,经常可见将提尔皮cí称之为是领导整个海军事务的海军大臣,实际上,提尔皮cí的正式职务是帝国海军办公室国务秘书,只是其职责是负责帝国联邦海军事务的,其中包含制定并管理海军的建设和发展规划、组织海军后勤补给,以及在帝国国会中代表海军接受质询和提出议案。德国海军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帝国海军内阁,其拥有人事安排、发布条例和训令等权力,其首脑与宰相一样,只对皇帝负责,但提尔皮cí不在其列。

  为加强海军的作战规划,1899年在海军司令部基础上演变出来海军参谋部。参谋部在平时只具有咨询建议的职责,战时负责发出一切命令以及舰队调动,其首脑是海军总参谋长。帝国海军办公室名义上是在海军参谋部之上的组织机构,其实主要负责行政、与国会交往以及处理公共事务等,并非是海军的领导和指挥中枢。1907年,公海舰队组建后,舰队司令成为帝国海军的真正领导者和作战指挥者。

  总体看来,德国的海军高层组织结构较为混乱,权力职责含糊不清,不过有一个始终不变的核心,那就是皇帝能驾驭和指挥一切,这样的权力结构设置实际上也是为了保证皇权指挥军权。所以,提尔皮cí始终也没有进入德国海军的指挥层,对海军的作战计划和人事任免没有任何发言权,因而,德国舰队的发展规划与实际作战计划是相互脱离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海军也没有一个作战计划。

  实际上,德皇威廉二世虽然是个大海军主义者,但是也不是疯狂、无理智的狂徒,他很清楚,德国海军并不是英国的对手,所以并没有与英国进行海上决战的决心,因此,德国海军根本不像德国陆军那样,早就制定好了“施里芬计划”——这很令人尴尬,作为世界第二大海军,竟然连一个清晰地作战计划、或者所作战策略都没有。德国舰队就像是一个只知道不断成长的人,但是却没有任何思想,甚至连肢体之间的协调配合都不够好——德国海军各部之间相互隔绝,水面舰队从来也未曾认真考虑过与潜艇部队协同作战,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看到德国水面舰队与潜艇部队都是各自为战。

  早在1915年5月,提尔皮cí已经预感到与英国舰队的大战可能会爆发,但是整个海军高层中只有他和公海舰队司令英格诺尔上将主张制定一个可行的作战计划,整个海军对与强大的英国舰队决战毫无思想准备,海军的核心仍然是消极避战,躲在港内等待英国舰队的“近岸封锁”。事实上,提尔皮cí后来曾主张进攻战略和无限制潜艇战,但是他不在海军指挥层,得到的只是海军的否定。

  就这样,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海军都处于没有核心战略学说指导的状态。事实上,德国海军在开战后所奉行的还是提尔皮cí建造舰队时所阐述的作战理论,而提尔皮cí的作战理论许多战略战术方面的缺陷、自我欺骗甚至谬误。

  提尔皮cí作为德国海军的缔造者,为德国海军提出了理论和建造计划,功勋至伟。尽管德国受资源、资本的限制,在战舰数量上无法与英国匹敌,但是德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工业实力,在军舰的建造技术、质量和性能上取得了相当优势,并且在海军官兵的训练上也取得对英优势。但是,他的海军理论存在太多的错误,大致归纳如下:

  一,尽管提尔皮cí在其理论中强调要“悄然”扩军,在羽翼未丰之前不应激起英国的警觉,但是提尔皮cí本人及威廉二世都大力宣扬海军,以期获得民众的支持,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反英言论时有所见,这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英国民众的反应;

  二,海军的造舰和扩张是一个长期过程,德国很难保证在这一过程中能成功躲避“危险地带”;而且,英国维持庞大的海军力量,是因为其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全球航运和全球利益,其海军本质是防御性的,用以保护其全球利益。而德国海外殖民地数量不多,航运远不及英国,自身又是传统的大陆国家,本不需要如此规模的海军,所以其突然扩张海军,不可能不引起英国的警觉;

  三,英国为保持其海上霸权,坚持“两强标准”,实际上海军中有不少将领认为应该坚持比第二位和第三位之和还要高出10%的标准,用以防备居于第四位的国家。实则,这正好针对了德国,当德国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海军国家时,就已经被英国海军部的政策所注意;当其发展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的时候,英国海军部的政策就已经自动对准它,成为英国“狙击”的目标;

  四,威廉二世过于张扬,这与提尔皮cí“悄然渡过危险地带”的政策相悖。1902年5月,当威廉二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访英时,威廉二世就让其率领8艘德国优秀的战列舰前行。结果,当年英国海军部开始考虑应对措施,决定海军的标准应超越“两强标准”,提出战列舰的数量应该比德国多60%,对于德国每建造1艘战列舰,英国应建造2艘,并保持这一比率;1904年6月,当英王爱德华七世访问德国基尔军港的时候,威廉二世令德国主力战舰全部列队,展现于英王面前。威廉二世的用意当然不是简单的炫耀,而是“威慑”,“用德国舰队枪炮的震慑欢迎远道而来的英国陛下”,但是这位自以为是的德皇的“威慑”适得其反——1904年当年夏天,英国就制定了第一个对德作战计划;

  五,提尔皮cí的理论过多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假设英国不能将海军主力集中在北海;假设英国会集中力量不顾一切地进攻德国军港。提尔皮cí认为:“为了估计我们舰队在此时给予积极外交政策一张王牌,为了估计这张王牌的力量,人们必然记得,由于我们的原因,英国将舰队集中于北海,结果使得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和远东水域的控制实际上已终止”。实际上,这两点本身就自相矛盾:即然认为英国不会集中舰队于北海,那么英国又怎么会集中主力贸然进攻德国港口呢?实则,英国作为海洋霸主,当然很清楚北海对英国意味着什么,其一直将“北海”视为自己的领地,绝不会允许任何强国染指这一“安全地带”,谁威胁北海,谁就是威胁英国本土。在1902年5月英国海军部的备忘录中就曾言:“海军部政策的根本原则是在本土水域始终保持足够的力量以确保对该水域的控制。”换言之,在必要时,英国集中全力在北海与敌国进行决战。至于英国会集中舰队主力进攻德国军港,提尔皮cí说,传统的英国作战方式包括“战争爆发时立刻严密封锁敌人的海港和军事基地,使用强有力的小艇组成的小舰队进行封锁,用巡洋舰加以支持,以优势的战列舰作为后备”,“第一道防线就是敌人的海港”。实际上,提尔皮cí是从拿破仑战争期间以及后来的英法海战样本中得出这些结论的,这已经是过时的战略战术了,远远不适用于20世纪初。此后,在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后,英国海军部就修改了作战方式,在1912年发布的作战命令中规定海军应进行远距离封锁。

  六,提尔皮cí及威廉二世的“威慑理论”与德国不要在羽翼未丰前激怒英国两者也自相矛盾,显然,威慑行为相对于德国舰队实力大大提前了,而且十分张扬——“威慑”,应当建立在实力相当或者占有优势的情况下,而在德国舰队实力与英国舰队相差尚远的时候进行“威慑”,如同小孩向大人炫耀武力,结果自然只能招致英国及时制定作战计划,进行战争准备;

  七,提尔皮cí富有远见地预见到了英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因与法国、俄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利益而分散兵力,但却没有考虑到英国在必要时会舍弃外围利益、集中海军兵力保护英国本土。未能考虑对手会调整安全政策,这作为最高规划者似乎是一大失策。

  八,提尔皮cí扩军计划最严重的一点失误就是:德国海军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始终按照巨舰大炮的方向发展,一直忽视了潜艇的作用,直到第一次大战爆发后,德国才发现潜艇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甚至能够承担庞大的水面舰队无法承担的作用,那就是执行具有战略作用的破交战。

  九,提尔皮cí虽然是一位卓越的海军创建者和规划者,但是在政治方面缺乏俾斯麦那样的政治判断力,其海上决战思想也显得幼稚,甚至有点可笑。他只知道进行海军建设规划,殊不知海军竞赛本身就是一种国家间的实力战争和政治战争。在海军竞赛上,英国制定了极具震撼力和威慑力的计划,即德国每建造1艘战列舰,英国应建造2艘,或者保持超过德国60%的战列舰规模,正如丘吉尔所言:“其它海军大国不但不能以增加努力超过我们,反而会由于我们本身采取的措施而远远落在我们后面。”

  十,提尔皮cí所提出的海军建设只局限于海军,实际上任何国家的海权都是不单纯只是海洋问题,而是总体策略中的一部分。当判断出德国意在挑战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的时候,英国就已经开始调整海外政策。俾斯麦后,德国随着实力的增长,威廉二世开始放弃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转而推行“世界政策”,外交及国家的战略中心从俾斯麦时期的维持欧洲大陆均势转为积极争夺海外殖民地,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获取“阳光下的地盘”,这与其他大国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尤其是在海上与英国的矛盾,日益激化。

  在这一时期,英国是世界第一殖民大国,但这也意味着英国与欧洲其他大国矛盾重重,几乎在世界各地,他都有欧洲对手:在中亚,英国与俄国是竞争对手;在东南亚,英国与法国互相争夺;在东亚,英国与法国、俄国、日本、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共同侵略和瓜分中国,与俄国、日本矛盾较深;在非洲,英法存在激烈的争夺。换言之,德国与其他大国没有这么深的矛盾,外交环境本来比英国好得多,也具备良好的加盟基础,但是却被英国逆转——英国在德国强大的压力下,也被迫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转而寻求与俄法结盟。英国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大张旗鼓地反德,但是在暗中已经做出了全球应对之策:全球策略上,开始调整与法国、俄国的关系;在全球利益上,已经准备放弃太平洋、印度洋、甚至地中海的部分利益,收缩防线,集中力量对付德国。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英法两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不愿卷入远东的这场战争,同时为了遏制俄国,加快了合作,缔结了《英法协定》。这个协定没有军事合作条款,但是反德的意图十分明确,为将来建立反德同盟奠定了基础。1907年,在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后,英国利用这一良好时机寻求与俄和解,争取俄国加入反德联盟。当时,俄国在远东受挫后,转向欧洲,也将德国视为主要障碍,希望与法国、英国合作。由此,双方也很快缔结了《英俄协定》。这同样是一个没有军事合作条款的协定,但也同样奠定了英俄反德同盟的基础。此后,英国又改变了对法国的传统政策,在埃及和摩洛哥做出适当让步,也协调了两国在世界其它地区的殖民地纠纷和利益冲突,之后就从地中海撤军,只保留4艘战列巡洋舰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实际上是将地中海的海权暂时让给了法国。法国受德国崛起的威胁,也十分愿意与英国平息争端,于是英法很快接近。英国又调整了与俄国的关系,由于英国掌握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所以可以在土耳其和地中海对俄适当让步;两国又解决了在西藏、伊朗、阿富汗等地的纠纷,最终签订“英俄协定”。在太平洋,英国早在1898年就采取支持美国的策略,实际上已经承认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和海权,此后又从加勒比海撤军,等于承认美国对加勒比海的控制。在远东,英国无力同时应对日俄两国,于是转而采取支持日本,促使日俄两国在此地争雄,暂时赢得日本不渗透和打击其在远东的势力范围,间接保护了在远东的利益。

  在经过一系列全球政治协调后,英国事实上已经从完成了全球收缩,主持英国海军的费希尔将英国在全球的九大舰队调整为五大舰队,分别部署在多佛尔海峡、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好望角和马六甲海峡,其余舰船撤回本土,加强本土防御。

  在北海战术方面,英国也做了调整,根据1912年的对德作战计划,英国不会冒险进攻德国军港,而是实施远距离封锁。由于北海对德国也非常重要,是德国航运的必经之地,那么封锁北海就等于切断了德国航运,将对德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最终逼迫德国舰队进入北海寻求打破封锁,这时英国就会利用海上优势与其决战。为此,英国的计划就是:“把舰队主力布置在斯卡帕湾,对着丹佛海峡设置驱逐舰的包围圈,由较老旧的战列舰支援,由一定的布雷区保护,从而封锁北海的出口”相反,如果英国舰队不进攻德国军港,那么提尔皮cí将舰队集中在港口的计划就毫无意义,在英国远距离、大舰队封锁中,德国舰队就将处于“饥饿封锁”状态。

  甚至,在海权竞赛的最深层,德国的海军政策也是失败的——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说:“拥有并运用武装力量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人们可以而且实际上常常在不引发战事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运用这种力量。只要运用得得心应手,便能够和平地达到目的。尽管如此,手无寸铁也根本不能保障和平”,德国其实很清楚,德国海军无论怎样发展都难以与英国海军相抗衡,因此德国从根本上并不打算与英国进行海上决战,只是希望以相当规模的舰队制衡英国,但是德国的政治并不能与海权发展相配合,结果最终导致两国还是爆发战争。相反,英国在不断受到德国挑战后,最终下定决心,即便放弃诸多全球利益,也要与德国一战,以保证核心利益和本土安全不受威胁。在海权思想的核心深处,英国早就看透了德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于是先发制人,在德国海军没有真正成长起来之前就策动了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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